中国的角色不再只是参与和学习,而是要在理念和方向上发挥引领作用。
编者按:今年是APEC“中国年”。我们走访了我国多位长期深度参与APEC政策研究与外交活动的权威学者、政策智囊以及大湾区行业名家,并与他们展开深度对话,旨在呈现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思考,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角色与机遇,为APEC“中国年”汇聚智慧与力量。21世纪经济报道宏观新闻中心携手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,共同推出“亚太中国说”系列专访报道,敬请垂注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洪晓文 报道
11月18日至19日,亚太经合组织(APEC)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。成立37年来,APEC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、国际金融危机、贸易摩擦、国际科技竞争等多重考验,至今仍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开展对话与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。
1991年中国正式加入APEC,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东道主。在中国加入APEC初期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,山东大学讲席教授、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是中国参与APEC各项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,也是中国APEC研究的开创者之一。
1993年,张蕴岭就任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,正值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快速升温,APEC合作机制升级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时。曾有过欧洲一体化研究经历的他抓住机遇,于1995年在社科院成立APEC政策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,大力推动国内的APEC研究,并为中国参与APEC提供许多政策建议。由于频繁参加国内外有关APEC的学术和政府工作会议,他成为了领域内的“显性人物”,被国内外一些人士称为“APEC先生”(Mr. APEC)。
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张蕴岭仍然活跃于学术界,为中国参与地区及全球事务积极奔走呼号。恰逢本次APEC会议在深圳举行,21世纪经济报道对张蕴岭进行了专访。回顾APEC多年来的发展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,他用一个判断贯穿始终:APEC最大的成果,是即使历经重重波折与考验,“也没有散伙,坚持合力前行”——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发展差距大,但是利益联系却十分紧密,“各方都有动力和意愿一起做事。”
张蕴岭认为,在全球化深度调整、地缘政治因素突出、AI技术快速变革的背景下,中国担任今年APEC会议东道主,“在理念和方向上发挥着引领作用”,可借此契机充分释放AI技术的普惠性使用红利。
加入APEC,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
《21世纪》:APEC成立37年以来,你认为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什么?
张蕴岭:最大成果就是,即使历经波折,这三十多年来APEC也没有散伙,坚持合力前行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其中一次重大考验。在那之前,各经济体都雄心勃勃,最有代表性的是APEC在1994年提出的“茂物目标”,即发达成员应在201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,发展中成员则应在2020年前完成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,不少声音认为原来设计的目标可能有些冒进,各经济体的注意力就更多地转回到自身经济如何发展、风险怎么应对。
进入21世纪,中美关系发生巨大转变,APEC原有动力机制也随之改变。但即便如此,也没有一个经济体愿意离开,大家还是想办法在APEC框架内做事。一方面,亚洲金融危机以后,APEC启动了一些大项目,比如区域性的供应链合作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等。另一方面,APEC的合作方向也一直在调整之中,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提出建设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的目标。
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发展差距很大,既有世界前两大经济体,也有欠发达地区,但是经济、政治等各种利益联系却十分紧密。所以,各经济体从自身利益出发,也都希望能守住APEC这个合作平台。
《21世纪》:APEC对于中国的开放发展有哪些意义?你当时力推中国参与APEC,创建社科院APEC政策研究中心,初衷是什么?
张蕴岭:中国1991年加入APEC,正值国内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的关键时刻。双重因素叠加之下,中国非常需要打开外部环境,参与其中对中国有好处。
我最早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,主要研究欧洲一体化,一直在想怎么把欧洲可借鉴的经验运用到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。后来我调任亚太所所长,开始进行亚太经济一体化研究,机会就来了。当时我的判断很明确:一定要积极参与APEC合作,这是中国周边的大型区域合作平台。
最主要的原因在于,APEC不是一个紧密型的组织,不像欧盟那样强制成员必须符合一定标准,也不需要付出主权让渡的代价,它是一个以灵活自愿为原则的联络机制,非常适合当时中国的发展实际。这是中国参与区域合作、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平台。
上世纪90年代,APEC于中国而言主要有几方面特殊作用。第一是学习。改革开放初期,我们必须向外学习,学习怎么参与国际市场。第二是改革。APEC成为中国发布和推动改革开放措施的平台。WTO谈判并不容易,在一些尚未达到WTO标准的领域,中国可以先在APEC上发布初步的改革措施,并试验相关成效。第三是连接。通过参与APEC,中国对接上了美国市场,并和其他经济体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供应链体系。
当前,APEC对中国的意义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。第一,APEC仍然是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,并且它是难得的能够连接太平洋两岸的合作机制。第二,现在中国有能力推动地区事务,面对关税摩擦等问题,可以利用APEC平台进行应对。第三,中国可以重构产业链供应链。在太平洋两岸的供应链中,中国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,这不仅对中国有益,也利于整个亚太的发展。所以APEC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。
《21世纪》:三次APEC“中国年”,APEC的议题重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反映什么趋势?
张蕴岭:2001年美国遭遇“9·11”恐怖袭击。上海APEC会议做了一件大事:第一次在APEC中引入政治和安全议题,各方形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共识。这个全新的议题也保护了亚太合作框架。当时美国关注点转向反恐,如果没有APEC这个平台,亚太合作框架可能受到更大冲击。
更重要的是,APEC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缓冲平台。APEC提供了一个“大家都来对话”的场合。所以APEC虽然不介入政治,但它发挥了很强的政治作用——把亚太地区经济体凝聚到一起,坐下来谈合作,而不是谈斗争。
2014年北京会议之前的几年,地区格局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。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对地区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经济体,深度地参与东亚的产业链。美国由积极促成中国融入全球化到转向竞争与防备,因此主导推出了TPP(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),也就是后来美国退出后由日本接手的CPTPP(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),彼时由东盟力推的RCEP(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)也刚开始启动。中国在北京会议上大力推进亚太自贸区(FTAAP)建设,在关键时刻依托主办机会,发挥了将地区聚拢在一起继续往前走的作用。
2026年深圳会议,中国是在全球化深度调整、地缘政治因素突出、AI技术快速变革的背景下担任东道主。中国的角色不再只是参与和学习,而是要在理念和方向上发挥引领作用。
今年我认为有几个重点值得关注:第一,继续推进FTAAP和亚太共同体建设目标;第二,AI可能对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产生颠覆性影响,需加快打造AI“应用链”并完善相关规则与监管机制,充分释放AI技术的普惠性使用红利,让后发经济体也能受益;第三,守住基本的经济贸易合作规则。
全球化还在,世界市场没有关
《21世纪》:你被称为“Mr. APEC”,几十年来为中国参与亚太合作的事务四处奔走。回顾这段经历,你最看重的是什么?
张蕴岭:中国加入APEC之后,我时常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对外发声,既借此了解世界,也希望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。当时亚太地区的同行们给我起“外号”,说Mr. APEC无论到哪儿都在推动APEC的事务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也是中国开始积极融入世界、参与全球化的关键时刻,充满激情和希望。
我始终认为,APEC对于中国和亚太地区而言,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。这也是我后来大力推动在国内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原因。人类应该重视“重构区域”的功能。二战以后《联合国宪章》将主权原则法律化、制度化,明确主权边界。但每个国家都处在特定的区域之中,区域间的国家相互连接,如何实现和平共处、共同发展?区域层面的合作因此变得非常重要。
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,往东是太平洋,与美国分处太平洋两岸;往西是亚洲大陆。因此,我们需要重视亚太区域,它是我国推进全球事务、构建全球影响力的中间过渡地带。
《21世纪》: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和区域化是“此消彼长”的关系。你是否同意?现在全球化进入调整期,区域化是否正在成为主导性趋势?
张蕴岭:我一直不同意把区域化和全球化对立起来。从一开始WTO就为区域合作预留了空间,允许区域安排存在,但也提出了两个“紧箍咒”:第一,区域安排要坚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,不能形成比多边贸易体制关税更高的新壁垒;第二,要求成员对绝大多数产品实行约束关税,并逐步削减,不能针对特定产品搞歧视性安排。
WTO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启动以来历经二十余年仍停滞不前,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越来越受到重视。可以看到,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,区域安排会是一个主导性趋势。区域规则运行得比较成熟之后,可以再放到全球层面的“谈判桌”上讨论。不过,未来全球多边机制关注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。过去多边机制主要聚焦推动市场开放,即关税越低越好、障碍越少越好。经过多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,目前各经济体的平均关税已经相对较低,因此将来多边机制的重点可能会转向规则协同,以及如何促进开放、安全和发展的平衡。
所以整体而言,区域安排和全球多边机制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关系,在全球化出现大的结构调整时,区域安排的作用反而特殊——它可以往前走,继续推动经济开放与合作;其所形成的新规则,又可能形成下一轮全球化的新支柱。
《21世纪》: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,产业链安全和韧性的重要性在提升。你怎么看?
张蕴岭:过去国际社会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认知:分工越细越好,库存越少越好;当供应链响应速度能够以秒计,零部件总是能够按时送到,便不需要储备库存。然而,在实践中,一系列问题也相继出现:高度开放之后怎么保护自身利益?深度参与供应链,一旦出问题怎么办?这些问题事关经济、社会乃至国家的安全。
当供应链因为各种因素中断,过去的“零库存”模式就容易暴露出其脆弱性。因此,产供链多元化布局,成为各经济体及所属企业的重要考量。一方面是减少对外的高度依赖,另一方面是留住一些关键产业。
现在全球化正进入调整期,但并不意味着这是全面的“逆全球化”。全球化还在,区域经济联系没有断,世界市场也没有关闭。在全球化高速推进几十年之后,各经济体以及区域合作机制迎来了调整期。
2004年开始施行的中国—东盟自贸区“早期收获计划”就是一个调整思路的例子:在双方就全部货物降税安排达成协议前,该计划率先选择共同感兴趣、互补性强的产品进行快速、大幅度降税,先行开放市场。东盟内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担心开放后利益受损,我们就先单向、不对等地开放农产品贸易,使东盟国家尽早感受到与中国建立紧密经济关系的益处。这也为后来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互联互通,要让企业建标准、定规则
《21世纪》:你怎么看亚太地区RCEP与CPTPP等自由贸易安排,及推进FTAAP目标之间的关系?它们彼此是竞争关系吗?
张蕴岭:现阶段肯定存在一定的竞争,我称之为“竞争性合作”(competitive cooperation),竞争放在前面。CPTPP的标准要求更高一些、规则性更强;RCEP标准和规则要求相对低一些,更适合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。
然而,RCEP成员和CPTPP成员高度重叠,两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,长期来看并非相互替代或者“二选一”的关系,而是开放性的,并行发展、相互促进,都是推进FTAAP建设、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。当然,我们不能将FTAAP简单理解为像欧洲统一大市场那样的自贸区,它是有亚太地区特色的、开放发展的地区合作框架。其意义是通过一定的规则,增强地区内企业经营发展的活力,减少障碍,避免出现危机。因此,我们探讨区域经贸合作问题时,不能只从国家层面上谈,要看到参与主体主要是企业。
《21世纪》:在区域经贸规则制定和衔接中,企业发挥什么作用?
张蕴岭:中欧班列是个很好的例子。班列覆盖欧亚几十个国家,货物装卸、安全等问题由谁解决?市场。企业接单、企业达成共识,一套企业间的运行规则由此建立。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铁路轨距不尽相同,列车无法直接开过去,企业就在边境口岸换装,把集装箱从一种轨距的车上换到另一种轨距的车上。
这类企业间约定形成的规则是“软法”,构成了参与门槛,后来者若要加入一起做生意,也需要接受并执行相应的规则。所以,将来世界市场的互联互通,可能更多需要依靠企业推进制定的标准和规则。
《21世纪》:对于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,你有哪些期待和建议?
张蕴岭:人类社会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战争。走向更好的文明、和平共处,这就是共同体的基本含义。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,其实也与全球化有关——大家的利益和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在国际合作中,“共同体”这个概念也在变化。过去一说“共同体”,大家就倾向于认为是一个有形的组织。APEC成立初期其实就有过关于“共同体”的英文用“大写C”(Community)还是“小写c”(community)的辩论——“大写C”意味着制度化,东盟当时是不同意的。最后各成员达成一致用“小写c”来定义亚太共同体——强调联络协同机制而非制度化建设,以论坛的形式商讨如何推进合作,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,逐步推进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。
建设亚太自贸区和亚太共同体是当前APEC的主要目标。我认为,未来的亚太自贸区或许不是“零关税、零管理、零障碍”的设想,而更多的是基于规则的相互联系,以及技术标准协同,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来推进。例如,欧盟插头问题是通过转换头这一新产品来解决的;中欧班列不同国家和地区铁路宽轨和窄轨问题,也是由企业靠换装解决的。可见,标准协同并非要求大家都用一个标准,而是能够彼此连接转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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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:洪晓文 编辑:张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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