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EC“中国年”让更多人了解深圳,也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。
编者按:今年是APEC“中国年”。我们走访了我国多位长期深度参与APEC政策研究与外交活动的权威学者、政策智囊以及大湾区行业名家,并与他们展开深度对话,旨在呈现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思考,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角色与机遇,为APEC“中国年”汇聚智慧与力量。21世纪经济报道宏观新闻中心携手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,共同推出“亚太中国说”系列专访报道,敬请垂注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洪晓文 特约记者冯箫凝 深圳报道
“发明了汽车以后,我们再去和汽车比赛谁跑得快,那有什么意义?”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校长徐扬生用了一个朴素的比喻,提出了教育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:当机器越来越擅长回答问题、提高效率,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?
长期从事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研究,也长期身处教育一线,徐扬生关心的不只是技术能做什么,更是人在技术变革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在他看来,教育要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;学习不能停在“学”和“思”,还要经过亲身实“践”,走向真正的领“悟”。
2026年是APEC“中国年”,深圳将承办亚太经合组织(APEC)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。这座以开放和创新著称的城市,也成为观察国际教育交流与融合的窗口。以此为契机,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与徐扬生展开对话,探讨教育如何回应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。
深圳的开放,是面向全世界的开放
《21世纪》:APEC“中国年”对于深圳的教育改革和创新,有怎样的重要意义?
徐扬生:深圳是一个开放的城市,也是一个创新的城市。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多年来,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些变化从哪里来?是通过创新和实践做出来的。真正的创新是做出来的,不是说出来的。所以,深圳四十多年辉煌的关键词有两个:一个是创新,一个是实践。
教育方面的创新也是这样,包括我们现在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、新型大学的建制、中学和大学的互动等,这些都是创新的举措和探索的方向。深圳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尝试,其中不少走在前沿,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,从而以深圳的实践来引导新时代的教育改革。
深圳的开放,是面向全世界的开放。我们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,也要了解、借鉴世界各地有益的教育经验和创新模式,推动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的教育创新。
现在,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已经有来自28个国家的学生。他们很聪明,思想也很开放。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在这里一起学习、交流,是非常有益的事情。那么多国际学生愿意到深圳接受高等教育,也说明这座城市的教育正在吸引世界的目光。
APEC“中国年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契机,让更多人了解深圳,也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。
《21世纪》:“开放”是今年APEC会议的三大优先领域之一。深圳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,会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融合探索带来哪些机遇?
徐扬生:APEC(会议)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,尤其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来说。
大湾区各个地方的发展基础、资源禀赋不完全一样,各有特点,也存在差异。这里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基础、密集的城市群、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和比较完整的产业链。这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很不一样。
所以,大湾区各地既有差异,也有很多可以相互补充、相互融合的地方。差异运用好,就不是障碍,可以成为合作的条件和基础。
深圳承办这次会议,可以为交流合作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。从制度衔接、配套服务,到产业协同、科技研究,再到教育合作,都可以在交流中寻找新的可能。
教育不是孤立的。大学怎样与城市、产业、科研更好地联系起来,大湾区不同地方的教育资源怎样相互补充,这些都值得借这个机会继续探索。
AI时代,人一定要保持主体的能动性
《21世纪》:教育要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。人工智能时代,我们可以预见的“未来”是什么样的?
徐扬生:现在能谈的,主要还是今后二三十年的一些趋势。更往后的事情,也不全能看清楚。在这段时间里,整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智能,信息的获取会更加便捷,科技也有望帮助人们进一步改善生活。人工智能会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。
一些人对人工智能的能力和短期影响估计得很高,担心它会全面替代人的工作,甚至替代人类。这些反应都可以理解。人工智能发展起来以后,一些工作任务可能被替代,一些行业的用人需求可能发生变化,同时也会出现新的产业、新的职业。我们既要看到冲击,也要看到新的可能。这是自然的,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,没有人工智能也会有变化。
《21世纪》:我们应该怎样理解“人工智能”与“人的智能”之间的关系?
徐扬生:最重要的一点,人一定要保持主体的能动性。
“人工智能”和“人的智能”,虽然都带着“人”字,但意义是完全不同的,不能简单地画等号。“人工智能”是“artificial”(人造的)、非人的东西,是人设计和发展出来的技术系统。“人的智能”是以人为主体的,与自身的生活、实践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。
我们一定要理解“人工智能”和“人的智能”之间的区别。
首先,“人工智能”是根据过去的数据训练产生的,所以它是向后看的;“人的智能”除了运用已有的知识,还会结合自身基因、亲身经历、情感、价值判断,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等,是向前看的。尤其是面对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,我们要往哪里走、为什么这样走,仍然需要人来判断、作出选择,并承担责任。
此外,“人工智能”是集中的智能,集中在机器的某一个部分或部位。“人的智能”是分布式的智能——比如你的脚有智能、手也有智能;你有你的智能,我也有我的智能。每个个体都在不同的环境里思考和行动。所以,非常颠覆性的创新,很难由人工智能来创造和实现。
《21世纪》:那么,AI时代对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?
徐扬生: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以后,对人才的要求其实更高了。以前,我们会看一个人能不能干、聪不聪明,做事情有没有效率。现在,如果只比效率,人很难和人工智能比。
这就像发明了汽车以后,我们再去和汽车比赛谁跑得快,那有什么意义?汽车肯定比人快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工智能也会比人更“聪明”。
时代的变化,意味着我们对人才的要求要变化。我觉得有几种能力会更加重要。
首先是领导力,包括沟通、判断和协调的能力。未来,一个人需要协作、组织的,不只是其他人,还可能包括自动化系统和机器人。你要能够判断应该做什么,怎样把事情做好,而不只是执行一个指令。
其次是实践和体验的能力。人走到不同的地方,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比如到了湖南,吃一口辣椒,辣究竟是什么滋味?无论别人怎么描述,都无法替代你自己吃一口的感觉。
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,就是提问的能力。能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,反映的是一个人的逻辑能力、思辨能力,也反映他能不能理解别人的处境和背景,有没有同理心。会回答问题很重要,知道什么问题值得问,也很重要。
中国大学,要努力做出原创贡献
《21世纪》: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全球产业发展和治理方式。在亚太地区的人工智能治理与规则合作中,大湾区的产学研协同,能否提供有自身特色的中国经验?
徐扬生:科学研究怎样与教育结合,怎样与产业结合,技术发展以后怎样更好地服务社会,这些都需要实践,也需要相应的规则。
现有的很多规则,是在过去的技术条件和发展格局下形成的。现在技术变了,世界也在变化,我们就需要参与讨论,探讨哪些规则还适用、哪些需要完善、哪些新的问题需要共同解决。中国应该更加主动、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讨论与制定,为解决共同问题作出贡献。
但参与规则制定,最终需要具体的人。哪些人能够来参与?他们是否了解这些工作及相关领域,能不能与不同背景的人沟通,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?
为此,我们需要培养能够运用国际通行的语言、理解国际事务的运行机制和规则,并参与政策研究与规则讨论的人。这样的人才,对中国的发展重要,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非常重要。
《21世纪》:面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变化,中国大学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?
徐扬生:世界在变,亚太地区在变,中国所处的位置也在变。中国大学不能一直停留在学习和借鉴上,而要努力作出自己的原创贡献,在一些重要领域发挥引领作用。
这不是说不向别人学习了。恰恰相反,越要作出有价值的贡献,越需要了解世界,也越需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我们要教育下一代,既有世界的眼光,也有中国的精神,有中国的文化,能够把自己的成长与中国、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。用世界的眼光、用中国的精神来引领世界,为世界文明向前发展作出贡献。这是现时中国大学应有的担当。
【“亚太中国说”出品团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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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:洪晓文,冯箫凝 编辑:张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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